前段時間，香港推出崗位“瘦身”***。

2026-27年度，預計公務員整體編制將同比刪減近5000個崗位。

有數據，現在，香港的公務員整體編制差不多是18.8萬個。

一下砍掉5000個，力度不可謂不大。

為什么要這么大刀闊斧來精簡公務員？

2024年，香港特區***就在最新的人力推算報告中指出：人工智能（AI）及自動化技術的引入，將降低10%至20%的人力需求。

“科技換人”不僅是降本增效的手段，更是香港進行科技轉型的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
早在2022年，香港就已經推出《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》，明確指出要擁抱科技，提升效率，發展新產業。

正是這一戰略的有條不紊，才讓“科技換人”在最近得以落地。

“科技換人”不是一次大規模的人機對抗，而是香港重塑產業的重要一步。

透過“科技換人”，我們看到的，是正在涅槃的香港。

這背后的邏輯也不復雜：

在成本和效率面前，科技跑贏了人力。

在政務領域，香港公務員一直享有“高薪養廉”的政策優待，發薪標準嚴格遵照《總薪級表》和《首長級薪級表》兩個每年更新的公開文件。

在這些文件中，香港公務員根據自身“薪點”拿工資，薪點越高職級越高，相應的薪水就越豐厚。

比如“薪點”最低的初級文員，現在已經能拿到1.42萬港元的月薪。“薪點”最高的總行政主任，月薪則高達14.71萬港元。

這份優越的工資條，在香港并不少見。

比如金融業，分析師們的收入水平，往往比公務員更讓人羨慕。

在香港的頂級投行，入門級分析師的月薪就高達7-9萬港元，首席分析師能達到18萬港元以上。

而即便是普通證券、資產管理公司，一名初級分析師的月薪就高達3.6-6萬港元。

這些昂貴的人力，如果用科技替代，那就太劃算了。

仍以金融業為例，一家小型金融相關企業，如果用一兩百萬部署自己的AI系統，此后每年都可以輕松省下同等金額的用人成本。

而大型分行的AI機器人，一年的工作量可以輕松碾壓近百號***職員。

因此，香港在2025年已有75%的本地銀行***用人工智能，較2022年大幅提升16%。

而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則預測：未來三至五年，本地銀行業預計約有8000至9000名中后臺及前線人員，需轉型應對科技變革。

這樣的預測并非空穴來風。

去年3月，恒生銀行實施大規模裁員，就引發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。

一名恒生雇員透露：“公司內部風聲漸緊，多名過往表現良好的員工，幾個月前突然被評工作表現不及格，甚至有年資較長的員工，被通知要即時離職。”

從業者的擔憂不無道理。

金融業的信息處理量大、數據結構化程度高、規則清晰，底層信息處理類員工非常容易被AI等科技手段替代。

類似的，香港的政務領域，在標準化方面比金融業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而相比于金融業的降本增效，政務領域的科技替代，對香港的產業發展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。

香港是一個建立在資本之上的城市，卻也是一個被金融模式“卡住”了發展節奏的城市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香港憑紡織、成衣、電子、玩具等輕工業成為“亞洲四小龍”之一。此后，它又在70年代末作為中國改開的“超級聯系人”，賺取了連接中外的另一桶金。

這讓香港建立起成熟的法治與金融體系，低稅率與極致便捷的行政審批效率，讓它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極高。

香港作為中國的“金融強市”，其實有著極強的產業潛力。

首先，中國的科技產業，非常需要香港的金融支持。

作為研發導向的公司，中國科技企業在香港的發展，可以更好地幫助它們獲得充足的研發經費。

數據顯示，2025年，港股新股基石投資金額同比大漲，阿布扎比投資局、卡塔爾主權基金等都重倉中國硬科技。

為此，2025年的香港IPO市場，幾乎被內地企業包攬——119家新上市公司中，具有中資背景的企業達111家，占比超九成。

從募資金額看，內地企業合計在港股募資2286億港元，占全年總募資額（約2858億港元）的88%。

不僅動力電池巨頭寧德時代以“全球規模最大的IPO”在港股上市，汽車企業奇瑞、賽力斯，以及小馬智行、文遠知行兩家自動駕駛領域頭部企業，也紛紛會師港股。

其次，香港非常適合科技產業落地生根。

近年來，中國科技產業，新能源、AI、具身機器人等賽道的技術稀缺性正受到全世界的關注，中國的扶持性政策，也推動著全球資本向這些企業提供研發資金。

科技企業走向國際化，首先就要與全球資本掌握相同的“表達方式”。

這種“表達方式”，就是貨幣。

香港的貨幣與美元掛鉤，同時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，處理全球約80%的離岸人民幣結算。

所以科技企業來到香港，既可以用穩定的匯率進行美元結算，也可以用人民幣結算，以規避匯率風險。

作為老牌金融自由港，香港開放的金融業以及國際化的貨幣體系和監管系統，已經得到全球投資者的信任，企業“拎包入住”即可享用這種難得的***。

而對香港自身來說，隨著科技企業隊伍的壯大，以及人民幣結算規模的擴大，其財政收入與產業豐富度都將得以提升，也就打通了國際資本與內地技術相配合的“任督二脈”。

可見，香港政務領域的“科技換人”，遠非短期應對財政壓力的權宜之計。

而是香港推動自我轉型的重要一步。

也是培育科技型產業，重塑經濟根基的關鍵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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